近期有人冒充我公司網站進行非法活動(以郵遞合同、電話、貨到付款等未見面方式詐騙)特告知大家注意本公司的唯一官方網站為www.alja.icu,如有疑問請咨詢010-65183090 65184660 15901112986 鄭重提示:凡與我公司有關的任何業務,如果不是在公司本部簽署,未經總公司確認,均有不法分子詐騙的可能,本公司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,敬請廣大藏友提高警惕,避免網上匯款轉賬,造成財物損失。總公司核實電話:65184660
 

書法家的流派

    一種特殊的書體和一種特殊的畫法的形成,都有它的來源,如這一家的作品,它的藝術風格,為別一家所承繼,前者的藝術風格,就成為后者藝術風格的來源。這個來源,或者是同時代的,或者是前時代的。這一個藝術風格既從那一個藝術風格而來,而在形式上、性格上或多或少的保留了前一個風格的某些共同之點,這就是流派。如我們得著一幅明祝枝山的草書,懂得書法流派的人,不加思索地就能說出祝的草書是從唐懷素的草書而來,兼受宋黃山谷草書的影響。因此,祝枝山的草書是懷素與黃山谷的流派。有人或許要問,流派與書畫鑒別有無關系呢?為了說明這個問題,我再舉一例:唐張旭草書《古詩四帖》,在鑒別上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,因為張旭的真筆,此帖是僅有的,無法對比。同時帖的本身,張旭自己也未書款。說它是張旭的真筆,是根據明人董其昌的鑒定。因為董其昌曾見過張旭所書的“煙條詩”、“宛陵詩”,他說與此帖的筆法相同。這二詩現在已經見不到了,連刻石拓本,也不知道是否尚有流傳?因而董其昌所依賴根據,到現在就無從來作為根據了。這一卷草書《古詩四帖》的筆勢,是一種特殊的形體,從晉代到唐代的書體中,都沒有見過,但是從它的時代性來看,卻為唐人的格調,在沒有其他證據之前,所能認識到的第一步只能到此為止。據歷來的敘說,顏真卿的書體是接受張旭的筆法,從唐懷素的《自序》和《藏真帖》都曾談到顏與張旭的書法關系。因此,一些鑒別《古詩四帖》的專家特別注意到唐顏真卿所書的《劉中使帖》。《劉中使帖》與這一卷草書《古詩四帖》的后面一段有其特殊的共同性,再從兩者的筆勢和性格的關系來看,顯示著《劉中使帖》的筆法。是從草書《古詩四帖》的筆法所成,而不是草書《古詩四帖》的筆法從《劉中使帖》而來,這是很明顯的。因為兩者成熟的階段相同,而成熟的先后在性質上是有區別的,行家一眼就可以看出。此外,據北宋的大書法家黃山谷說,五代楊凝式的書體,與張旭、顏真卿頗仿佛。現在流傳楊凝式的墨跡如《神仙起居注》、《夏熱帖》,它的形式與筆勢,也與這一卷草書《古詩四帖》相近。這一切說明《古詩四帖》是這一種書體的先導者,因而可以承認董其昌的鑒定是可信的。認識的依據,正是兩者的流派關系,兩者之間的特殊性和共同性的貫通。利用這方面的認識,對鑒別所起的作用在于:
第一,說明某些作品的時代。
第二,說明某些作品的時期。
但任何醫生的良方都不能包治百病,即使我們掌握了書畫家的流派,也未見得就能把每件書畫作品分出它們的真偽和是非來,然而,對于書畫鑒別者來說,它卻是我們入門的第一步臺階。下面就對書畫家的流派作一簡單的敘述和介紹。

一、書法

我國文字起源于何時,雖難確定,但根據考古材料的證明,甲骨文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一種比較成熟的字體。它是古代刻在龜甲獸骨上的一種文字。清代光緒二十五年(1899年)發現在河南安陽城北五里的小屯村。這個地方曾是殷商時代的故都。最初發現的時候,由于洹水堤岸壞了,沖出了許多甲骨,拋棄在地面上。又有人在耕地時也發現了這種東西。可是當時人們不認識它,多不注意。后來有人稱它為龍骨,用為藥物。到了光緒二十六年,一個有心人王懿榮撿出了百多片帶到北京,這才引起人們的注意。從此遂為考古家研究的依據,確定它在我國文化史上的價值。原來這種甲骨文字,多是用來記載卜筮的辭語的。古代尊尚鬼神,遇事都要占卜,拿龜甲和獸骨的平坦面,刮去表皮的一些障礙物,就將卜辭刻在上面。因為它都是記載殷商時代的事跡,所以知道它是殷商時代的遺物,因此也叫殷墟書契。大的字體有一寸見方,小的像谷粒,可都非常精致。甲骨文字大都有一個先寫后刻的過程。有用墨寫或硃寫在玉片、骨片、陶片上的,也有刻好后再填朱方式一直沿用到西周便絕大多數甲骨文只刻不填。從書法上看,鐘明善先生在《中國書法簡史》中認為:“甲骨文字大體可分為兩大類型:一類是瘦硬挺拔的細筆道的;一類是渾厚雄壯的粉筆道的。甲骨文是刀刻的,刀有鈍、銳,骨有細、硬、疏松之別,所成筆畫就有粗有細,有方有圓。由刀刻形成的筆畫多方折,筆畫交叉處剝落粗重,給后世書法、篆刻留下了不少用筆、用刀的方法。從結體上看,甲骨文錯綜變化,大小不一,但均衡、對稱、穩定之格局已定。從章法上看,或則錯落疏朗,或則嚴整端莊,且因骨片大小和形狀不同而異,都顯露出古樸而又爛漫的情趣。給現代書法章法求新上以有益的啟示。罕見的殷人墨跡——玉片、陶片、獸骨上的墨書、朱書,橫豎畫起筆筆畫粗圓如點漆,自然藏鋒,住筆尖細如橫針、懸針;轉折處圓潤自然,尤其寶貴。當然后期甲骨文字中也有些筆道纖弱無力的作品,不足取法。”很明顯鐘明善認為只有到了甲骨文,才稱得上書法。理由是以前的圖書符號并不全有用筆、結字、章法的書法三要素。甲骨文的發現,一方面給書法界開拓了新天地,很多書法家去學習借鑒,另鑄新風,書趣古樸,情味別具一格。另一方面很多人認為甲骨文雖然古雅可愛,但字體不易認識,不適宜臨摹,究屬少數人的愛好。
鐘鼎文指三代鐘鼎彝器上的文字,它的發現,始于漢代。漢武帝時候,有人在汾陰得到一個寶鼎,獻給皇帝,朝廷還因此改了年號,叫元鼎,這是公元前116年的事。周以前的鐘鼎文字,簡單質樸,銘文很短,大都只有兩三個字,辭句很深奧,一般的人難以讀通。到了周代,器既日增,銘文也長,三四百字以上的屢見不鮮,文詞也很典雅。就字體來說,周初金文,從筆畫到結字都與殷商甲骨文、金文相近。此期作品,以清道光年間歧山出土的康王時重器《大盂鼎》的銘文為其代表。其它如武王時《利簋》銘文,《大豐簋》銘文;成王時《令簋》、《大鼎》、《令尊》銘文;康王時《麥鼎》銘文等也屬于這一類。把這類銘文與商《骨匕刻辭》、《帝辛四祀卣》和墨書陶片等去對照,會發現它們之間的許多相同之點。筆畫大都首尾尖細,中間較粗,“父”、“有”、“民”、“吏”、“十”、“辛”等字收筆一畫,起筆尖細,行筆漸重按成肥筆,落筆又歸尖細,形成這時金文特有頭尖、腹大、尾尖短的蝌斗尾巴形筆畫。“天”、“三”、“四”、“令”等字,往往有起筆圓重,行筆漸細的筆畫,猶有蝌斗遺意。同時,銘文中字的體形大小不勻,斜正不一,多具變化。可見金文是由甲骨文發展起來的。
西周自昭王起至宣王、幽王止,金文逐漸進入成熟階段。其書法的主要特點是:(一)筆畫圓勻。起筆、收筆、轉換大多為圓筆。使后人學習篆書必須用藏鋒、裹鋒、中鋒運筆才能得到篆書筆意。這種圓轉、藏鋒的筆畫就是后來隸書、楷書中圓筆筆法的由來。草書的使轉也從中得到啟示。(二)結體比周初金文更緊密、平正、穩定、富有規律性。如銘文中有四個“武”字,結構完全一樣,重心平穩,上下呼應,有避有就,可以說是結構緊湊的好范例。(三)從章法上看,除最末一行稍顯擁擠處,通篇之中縱成行,行距小;橫有列,字距大,為后來漢隸碑版如《曹全碑》一類章法開了先河。其中有界格的《大克鼎》、《小克鼎》、《宗婦簋》章法尤為嚴整規范。《虢季干白盤》字距、行距都很大,顯得特別疏朗開闊,是西周金文章法中最有特色的一個。
春秋戰國五百年間,東方諸國的書法,如魯、杞、紀、祝、齊、戴、燕、晉、蘇、曾、陳、鄭、蔡等,都較多繼承了成熟的西周書法的特點。西方的秦國亦繼承了西周金文的書法特點,并產生了劃時代的優秀書法作品——《石鼓文》。石鼓文是十個饅頭形石頭,每石刻一篇有韻的詩。詩的體裁類似《詩經》的四言詩。刻石的年月,自唐宋以來,就議論不定,有人說刻于周初,有人說刻于后周。唐人以為周文王或周宣王,宋人始提出為始皇以前的說法。近代學者認為是秦刻石者甚多,但仍有文公、穆公、襄公、獻公諸說。唐蘭先生根據那時的銘刻、文學、語匯、文字及書法的發展,證實石鼓的制作為秦獻公十一年(公元前374年),論證全面,很有說服力,如無新的提法,似已成為定論。《石鼓文》用筆圓勁挺拔,圓中見方。結體有略趨方正之勢,促長取短,務取其稱。字距行距開闊均衡整齊,疏朗若晴空星月。字大逾寸,近于大篆。雄強渾厚,樸茂自然,為“書家第一法則”,不為過譽。后來李斯整理的小篆,就由此脫化而來。歷代臨摹者很多。《秦公簋》和《秦公鐘》的銘文與《石鼓文》相似。其它如虢、虞的書法亦與《石鼓文》相近。此外尚有字體委婉流動、結構疏密均有意夸張、縱長的徐《洗兒鐘》、《子庫鐘》、中山王墓出土的銘文等。還有參差錯落,結體狂怪的《楚公鐘》、《楚王恙鼎》銘文等。至于兵器文字如鳥蟲書。《越王州句劍》銘文屬于篆書美術字一體;玉器銘文、古空文字、貨幣文字、符節文字,簡冊遺墨等又各具特點,往往一字數形,在書苑中形成了百花爭妍的盛況。
一字數形,后人稱為奇字,什么叫奇字呢?就是和古文不一樣的書體。《說文解字》上舉了一些例子,大多是古丈的別體字,或增減它的筆畫,或變異它的形體。《漢書?楊雄傳》說劉歆的兒子劉棻曾經跟楊雄學奇字,就是指的這種書體。從文字上的功用上講,這種各具特色的書體和一字多形的現象,恰好給書法提供了極可寶貴的資料。
鐘鼎文和甲骨文一樣,寫起來很不方便,一般的書法家無從問津。清中葉以來只有一些好古的人如張廷濟、吳大癕等人才去追摹它。
大篆也叫籀書,又叫籀篆。但也有相反的意見。據《漢書?藝文志》載,有“史籀十五篇”,自注云:“周宣王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,建武(漢光武帝年號)時亡其六篇。”又說:“史籀篇者,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,與孔子壁中古文異。”據清人王國維在《史籀篇疏證序》里說,太史籀當為篇名而非人名,這種字體同鐘鼎文又有同有異,“上承石鼓文,下啟秦刻石,與篆文極近。”“戰國時秦用籀文,六國用古文,”只能說基本是如此。石鼓文可為代表。
秦始皇時定書體為八種,謂之八體。一曰大篆,二曰小篆,三曰刻符,四曰蟲書,五曰摹印,六曰署書,七曰處書,八曰隸書。蟲書又叫鳥蟲書、鳥篆,以鳥蟲頭起筆,以蟲身屈曲為線的篆書美術字,是戰國《越王州句劍》銘文一類書體的延續;刻符如《新妻》、《陽陵》皆為小篆;摹印為方正的小篆,開漢印篆體的先河;用于門榜,封簡題字署書,刻于兵器的書,都是大篆、小篆或隸書應用范圍的變化而已。所謂的“秦書八體”,以漢字形體而論,不外乎是大篆、小篆、隸書三體。
小篆又稱“秦篆”,《漢書?藝文志》說:秦篆作于丞相李斯。《說文解字》說:“秦始皇帝初兼天下,丞相李斯乃奏同之,罷其不與秦文合者,斯作《倉頜篇》,中車府令趙高作《爰歷篇》,太史令胡毋敬作《博學篇》,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,所謂小篆者也。”由此可見小篆是從大篆省改而來的。上面曾說,大篆就是籀文,既稱籀文為大篆,相對他就把秦篆叫小篆了。
秦代小篆的特點是什么?我們從流傳下來的《泰山刻石》、《瑯琊臺刻石》、《嶧山碑》、湖北云夢澤出土的秦代律令書和詔版、權量銘等,可以看出它的書法大都筆畫婉轉,尚存籀意,但和以前的篆書相比,則為簡單瘦硬,鋒棱峭利,結構方正勻稱。明代何良俊曾說,李斯小篆“皆大書而作細筆,勁挺圓潤,去肉而筋獨存。”又說:“唐代李陽冰亦作小篆,骨肉勻圓,可謂盡善,元時有吾予行,國初則周伯奇宗玉箸,似乎少骨。”還有人說:“小篆畫皆如箸,以便筆札,故亦稱玉箸篆。以創于李斯,故亦稱斯篆。”(引文轉引自李慎言《書法概論》第15頁)這些話即說明了秦篆的特點,也道出了后代學秦篆的一些優缺點。
漢篆墨書,有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,它和秦的小篆相近,是介于小篆、隸書之間的字體,它的字形基本上是長方形的,筆畫一般都圓瘦些,結構則勻稱平正。除此之外,西漢存《群臣上壽刻石》及《甘泉山元鳳刻石殘字》數種.東漢僅《嵩山少室》、《開母廟》、《西獄廟》及《劉君表殘字》等數種。其結構、筆畫,有的緊密渾圓,有的寬博瘦勁,各有優點。1930年夏在河南偃師出土的《袁安碑》,字形略方,用筆并非完全滾圓,這種寫法顯然是由秦代刻石演變來的。
三國魏的篆書,現存的只《三體石經》一種,筆較圓細,收尾保留尖鋒,對后來的篆書影響很大。吳的《天發神讖碑》,結體筆法若篆若隸,字體雄偉,以沉著痛快勝。從它的字形來看,是由篆到隸的過渡;從它的轉折處的方筆看,并露出了楷書的萌芽。蘇建寫的《封禪國山碑》,字勢雄健而筆法卻多圓轉,和前碑的方折迥不相同。
三國吳蜀、晉及六朝的篆書不少見;偶爾見到的如東魏李仲璇的《修孔子廟碑》,只是在楷書中雜有篆意,六義既失,筆法亦乖,不足稱道了。
唐代篆書,以李陽冰為最著名。他的篆法號稱直接李斯,雖說高渾不足,卻有規矩可尋,易于學習,故對后世影響很大。漢魏以后,篆書所以不絕,實為陽冰一人之力。
南唐及宋代篆書名家有徐鉉、徐楷、郭忠恕、僧夢英、蘇長卿等,余如黃伯思、郭安道、王壽卿、李康年、楊南仲、魏了翁、王洙、陳晞、張察、虞似良等人的篆書也小有名氣。
元代篆書有趙孟頫、吾丘衍、周伯奇、泰不華等。他們各有所長,都為研究篆書者所重視。
明代的篆書家有李東陽、騰用亨、金湜、徐霖、陳道復、程南云、喬字、景旸、王谷祥等十人。這十人中,李最有名。其他九人大都繼承宋元流弊,柔媚有余,缺乏骨氣。再如趙宦光,加以變化,號稱“草篆”,雖說沒有成熟,對篆書革新卻有啟發。
清代篆書,人才輩出,較前代為盛。康熙時,王澍最為著名。他的篆書,取法唐李陽冰的《謙卦》,另稱一時無對。江聲學《石鼓》、《國山》也為一代高手。乾隆時洪亮吉、孫星衍、錢玷、桂馥,并以篆稱雄,玷尤杰出,用“斯冰而后,直至小生”刻成私印,可見其自命不凡。他們各有優點,但大都是筆畫細而圓的玉箸體,筆力軟弱,缺乏生氣。洪孫兩家,受僧夢英的影響,剪毫作書,每遇收處,旋轉使圓,用墨輕浮,時有枯筆,亦是一病。
嘉慶時鄧石如的篆書,取法李斯和李陽冰,兼采漢碑集篆書之大成,有時還以隸筆作書,情味別具一格,其體寬博,氣勢磅踏,因而開辟了新局面。書論家包世臣在《藝舟雙楫》中推他的作品為神品第一,錢玷也對他極為欽佩。鄧石如的學生吳熙載及以后的莫友芝等,都學鄧并有變化,為人所稱道。從藏故宮博物院的《篆書?四箴屏》等存世佳作中可領略鄧派的篆書藝術造詣。
道光時黃子高的篆書,筆法峻健,逼近李斯。何紹基以顏體筆法作篆,圓融茂密,別有風格。清末以后,楊沂孫的篆書,取法《石鼓》及鐘鼎款識,融匯貫通,自成一家,蹚少韻致。吳大癕工小篆,極似陽冰,又參以古籀文,書家益漸,為世新重。吳昌碩曾入大澂幕,受其薰染,卻不為所囿。他寫石鼓文用鄧法,兼采畫梅之法。結體左右參差取姿勢,頗有奇氣,可謂自出新意。他如楊守敬、趙之謙及近人丁佛言、章炳麟、馬衡、鄧散木、任曉麓等,在學古中也能推陳出新,具有自己的獨立風格。
隸書又名左書、史書,開始形成也在秦代。秦代初年,以篆書為正體,后來程邈以篆書不易書寫,才創造了隸書。這種書體,漢代最為流行,碑文石刻,多用此體。后世學隸書的人多以漢碑為典范。隸書實際是斟酌篆書的點畫而成的一種簡單便書體。篆書點畫圓轉,隸書點畫方折,在應用上自有繁簡正變的不同。現在所見漢隸,有的方正,有的流麗,各具體態,各有其藝術之美,又以其近于楷書,遂為書法家所愛好。
從近年湖北睡虎地、湖南馬王堆、山東銀雀山出土的竹帛書看,早期隸書的形體,和小篆相差不多。到了漢代,經過無數文人多次加工,逐漸美化,才成為一種具有藝術價值的字體。《褒斜道刻石》、《裴岑紀功碑》都用篆字筆法寫隸字,尚無波磔,當是由篆變隸過渡時代的作品。書風強勁奔放,仍有西漢遺意。東漢以后,體式由細長化為扁平,筆畫增加了波磔,形成“漢隸”的楷模,基本上已經定型。晉唐以后,僅僅是書寫者在形式風格上作變化罷了。
唐代隸書用筆點畫圓潤而有頓挫,且較多轉側而露鋒芒,結體較漢隸加高,多數成正方形,與當時的楷書相近。這種風格,整齊而不呆板,在莊嚴中有秀美之態。如徐浩的《嵩陽觀碑》及1977年出土的《張庭硅墓志》和他的兒子徐珙的《崔祥祐輔墓志》等都是如此。不過徐浩的隸書風格在用筆肥潤的基礎上又變為瘦勁光滑些。唐代以后的書家,無論直接或間接,大都受徐氏父子的影響,如元代的吳睿、褚奐,一直到明代的文征明等人,都是一派相承的。唐代的隸書風格可以從現存的碑石,如唐明皇的《石臺孝經》、《開成石經》的拓本上去領略。
宋朝書法家多不以隸書擅長。元代趙孟頫的隸書,從傳世的所謂五體千字文上看來,秀而弱,殊不成家數。虞集、陶宗儀《史書會要》推崇他“古隸為當代第一”未免有些夸張,從趙題在宋人畫卷引首上的隸字看,實在不很高明。
明代寫隸書的書法家漸多,如李西涯、程南云、黃以周俱有名。不過他們學的是唐隸,尋漢魏碑缺乏臨習的工夫,這是因為唐隸結體峭嚴,波磔森棱,對他們的影響甚大,故他們難以跳出唐隸的窠臼,而不能自辟蹊徑。黃以周雖以行草筆法入隸,別具面貌,但此種變法影響不甚廣泛,只有趙宦光、傅山,康乾間鄭簠、萬經等人才寫過這樣的草隸,他們雖以漢竹簡的風格摻雜草書的寫法,可多失之粗獷。
清初到中葉,有兩種隸書風格,一種是結體稍趨方扁,走筆沉著不太講究圓潤,轉折用方,波磔有力,鄭簠屬于這一派。另一種是學漢銅器上的所謂“分體”,結體略長,純用中鋒,筆畫橫平豎直,圓潤中含有剛勁,篆意多于隸意,住收筆的波磔不甚明顯,風貌深厚樸質,以伊秉綬、伊念曾父子為代表。這種隸字直到民國時期,還有少數人寫它,如給商務印書館寫書簽的青山農寫的就是這種隸字。這種隸字,工藝性強,看起來非常醒目,也整齊好看。清中葉以后,直到民國初年,跟隨篆書風格的變化,隸書風格也有了變化。由于這一時期寫隸書的書法家,打破了學唐隸的框框,對傳世的漢魏隸書碑拓狠下臨習的工夫,不拘一體,多方追摹。學《禮器》、《景君銘》一類體勢靈活多變的;學《乙瑛》、《史晨》、《西岳華山廟碑》、《曹全》一類體勢平正精細、端莊秀逸的;學《張遷》、《衡方》、《西狹頌》、《甫閣頌》一類筆勢方嚴沈厚的;學《石門頌》、《封龍山頌》、《劉平國頌》一類用筆稍圓、結體縱放飛動的;學《華山碑》、《夏承碑》華美奇特的。其代表人物如阮元、趙之謙、翁同、何紹基諸家。此外揚州八怪之一的金農,在隸書上也獨樹一幟。
楷書又叫正書、真書。楷字作法式、模范講,意思是說這種書體可以作法式、模范,也就是標準字體;叫真書是指它有別于行書和草書。《晉書?李充傳》說:“充善楷書,妙參鐘(繇)、索(靖),世成重之。從兄式亦善楷隸。”因為它是由隸書演變來的,所以當時叫“楷隸”,對古隸來說,又叫“今隸”。楷書形體方正,筆畫平直,便于書寫。因此自創始至今,幾千年來一直通行中國。它的創始人和確切年代說法很不一致。不過歷代多數書家認為創始人是后漢的王次仲。
王次仲的書法當然見不到。鐘繇的《宣示表》和吳國的《谷朗碑》,字體只是接近楷書而已。1974年在江西南昌的晉墓中出土了五件木簡,上面的字體正和唐人小楷十分相像。東晉以后,開始了南北朝的對立局面,書法出現了不同的風格。南朝名家有王羲之、王獻之、王僧虔、僧智永(羲之的七代孫)等。北朝名家有索靖、崔悅、盧諶、高遵等。南朝多帖,書法婉麗風流,行草書兼工;北朝多碑,書體比較守舊,雄奇樸拙,楷書較精。南朝書法多用圓筆,長于使轉;北朝書法多用方筆,工于點畫。南北書家,可謂各有所長,正表現了漢字書法藝術的豐富多彩。南朝的《爨寶子》、《爨龍顏》二碑,是從隸到楷過渡書體的典型之一,并對北魏諸碑起著承先啟后、繼往開來的作用。
隋代統一南北以后,書法也出現了總和南北、下開唐宋百花齊放的局面。當時名書家傳下來的墨跡,除了王羲之的后代智永的《真草千字文》,還有《龍藏寺碑》、《董美人墓志》、《蘇孝慈墓志》及近年新出土的《獨孤信墓志》等,都能總和南北,在秀麗中具有嚴整遒勁的風格,可作楷書模式。
唐代書法,大都繼承前代,精益求精,有所創新,自成一格。如虞世南、歐陽詢曾在隋朝做官,到了唐代書名大著。其它如褚遂良、薛稷、李邕、徐浩、顏真卿、柳公權等,也都能各創一體,為后世所取法。顏真卿以比較雄深圓厚的筆法來寫楷書,其中摻有篆筆,尤工大字,對后世書法影響極大。當時的柳公權是學顏而自成一體的,宋代蘇、黃、米、蔡受顏書的影響很深,元康里巙、柳貫,明代李東陽,清代的劉墉、錢灃、何紹基、翁同龢都受顏書的影響。他們這些在朝派書法都堂皇嚴正有作,而樸實自然往往不足。有些墓志,如李元超、焦松等尚有六朝遺意,用筆瀟灑清秀,出于自然,有許多都勝過在朝派。
唐末五代,書家很少,只有楊凝式自顏、柳入二王之妙,筆跡雄杰,楷法精確,對宋代影響較大。
楷書自唐代確立了規模,以后各代用作標準,但也因人因時而異,發展并不平衡。比如唐代最重結構,宋代卻特重姿態。正因如此,則稱蘇(軾)、黃(庭堅)、米(芾)、蔡(襄)的行草書成就較大,楷書則不及唐代。四家都曾學過顏真卿、楊凝式,而面目各不相同。總的說來,黃書雄健開朗,米書豪爽多變,成就最大;蘇書板重,蔡書拘謹,成就較差。四家以外還有李建忠、曾布、薛紹彭、陸游、辛棄疾、岳飛等,他們的書法也各有一些特色。
元代書家,最著名的是趙孟頫。他對前代名家書法,幾乎無所不學,功力極深,兼長眾體,尤得二王之妙。筆法圓轉周到,姿態優美;可惜缺少骨力,沒有雄偉的氣勢,這些優缺點,對當時及后世影響都很深遠。當時有名的書家,如鮮于樞、揭傒斯、柯九思等,都或多或少受到他的影響。他的學生俞和,親友鄧文原、張雨、王蒙等,受他的影響更是顯著。至明代名書法家文征明、董其昌等,也沒有脫出他的范圍。
明代書家,因為重視帖學,大都擅長小楷,而大楷其所長。文征明工夫最純,到老不懈,成就很大;但由于未能脫離趙體,特別是大楷,筆力既弱,結構也欠謹嚴。清代學他和趙體的很多,流弊也很大。明代的書家還有宋濂、解縉、李東陽、吳寬、王寵、祝允明、黃道周、米萬鐘等,各有一些成就,影響卻不很大。
清代初年的書家,大都習閣帖,學趙、董,很少有獨立的風格。傅山學顏真卿,頗有所得,趙秋谷推他為清朝第一。查士標學米、董,人稱為米董再生,實際上并非完全相同。劉墉長于小楷,摹仿古人,頗有新意。包世臣推崇他的小真書,為近代第一。清末何紹基學顏,兼習漢碑,從顏體蛻化出來,體勢遒勁流利,也能自成風格,學之者不少。成就較高者有郭風惠等。由清到近代的楷書家,還有王澍、蔣衡、梁中書、王文治、鄧石如、趙之謙、楊守敬、翁方綱、翁同龢、張裕如、吳昌碩、包世臣、康有為等,尤其是鄧石如、趙之謙等人改學南北朝碑志體,化古為新,開辟了楷書的另一條道路。
行書起于東漢末,相傳為穎川人劉德升創造,到晉代最為盛行,是楷書的一種變體。唐張懷瓘《書州對王獻之的行書贊云:“非草非真”。又云:“行書即正書之小訛,務從簡便,相間流行,故謂之行書”。它的特點是近于真書而不拘束,近于草書而不放縱;筆畫聯綿,各自獨立,不像草書連寫使人不易認識;它介于真草二者之間,書寫方便,切合實用。主流是王羲之的《蘭亭序》和《集王圣教序》,所以《蘭亭序》就成為行書的典范,從唐宋至今,摹仿的人很多。唐代李世民、虞世南、歐陽詢、褚遂良、李邕的行書各有優點,都很著名。歐的行書字形比較狹長,筆法險勁,虞世南圓潤,褚遂良秀媚,都和他們的正書有統一的風貌。李邕專以行書見長,體勢雄健。顏、柳也都有圓勁的行體,而顏的行書更為深厚雄壯,筆勢奔放,帶有篆意。
北宋有代表的書法家為蘇、黃、米、蔡。蘇的楷書肩聳肉多,行書字形大都帶些扁方,較肥;喜用濃墨,因此前人有“黑豬”之稱。行書《黃州寒食許》,用筆流利自然,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作。黃書橫、捺、撇往往較長,因此有“伸手掛足”之誚。他的《黃州寒食詩題跋》,有人稱此書“瀟酒妙絕,與東坡聯珠合璧,同傳千古”。米芾自稱為“集古書”,姿態略有奇險,直筆喜偏向右方微斜,這是他的特點。蔡襄的書法有《澄心堂帖》、《思詠帖》等。歐陽修評他的書法為“行書第一,楷書第二,草書第三。”蘇黃二家的字都比較縱逸,有獨創風格,宋人中期以來的行書,走的就是這條道路。南宋和當時的北方金國,行書學蘇米的人較多。南宋的吳說,行書很秀麗,同時又創立一種細如游絲的行草書,叫“游絲書”,可謂別開生面;吳琚刻意學米芾行書,形神俱似。王升也是學米芾行書的高手。
宋代的書法總的說來,楷書不及唐代,而行書講意態,神韻特勝。
元代趙孟頫的行書,從李邕上溯王羲之,略帶媚姿,晚年比較蒼勁。總的情況來看是恢復晉唐遺法,一變蘇黃傳統,宋與元兩代的書體分道揚鑣,在趙的行書中看得最為清楚。趙的行書對當時和后世影響都大,但大都軟弱無力,唯鮮于樞的行書才比較雄峻一些。
明代書家,大都長于行書,對正楷和草書寫得較少,有時還往往在楷書、草書中雜有行書。李東陽、祝允明、董其昌等都是如此。他們都走的是由趙孟頫上追晉唐的路子。米萬鐘與董其昌齊名,有“南董北米”之譽。但術走的是米芾的路子,行筆瘦勁較勝于董,在功力純熟上,則不如董的圓活流利。祝允明學的方面多,面目也多,但得力的地方是在黃米之間,自己的面目反而卻很少,有人說他“筆意縱橫,才情奔放;勁健之偏,流于俗野。”文征明學的方面也不少,但主要是得力于黃趙。他工力既純,又能把所學的融合起來化為自己的面目,故成就較大,勝于祝而成為一代大家。他的學生多,流傳的墨跡也多。故當時曾有“吳中皆文氏一筆書”之稱。周天球最能繼文書,文也曾說:“他日得吳筆者周生也。”實際上周到晚年已自辟蹊徑,略變其體了。此外,明初書家還有三宋:宋克名最著,宋遂次之,宋廣較微。永樂時沈度、沈粲兄弟俱善行書,度以婉麗勝,粲以遒逸勝。王世貞說:“粲行筆圓熟,章法尤精,足稱米南宮(芾)入室。”后因遞相模仿,降為館閣體。解縉稍能去俗,吳寬稱他的書法為永樂時之首。吳寬本人書法東坡,用筆滋潤,時有奇趣。沈周法山谷,字如其畫,瀟灑有致。王寵的書法,以抽取巧,頗有逸致。邢侗書法鐘、王,深得羲之《十七帖》筆意。徐渭書法,筆情奔放,出人意表。袁宏道稱他為“八法之散圣”。陳獻章束茅代筆,隨意點畫,也自成一家。
明清之際的書法家以行草見長的,還有傅山、王鐸、朱耷等。傅學魏的書風,大小正、行、草俱佳。所書屏、聯、冊頁,運筆柔中寓剛,圓轉自如,意態天真,生氣郁勃,為人所稱。王鐸的書法,宗法二王,兼采米意,筆力遒勁,以縱橫取勢,在當時風行趙、董之際,可謂別具一格。他的《擬山園帖》,各體具備,運筆雖說有些缺乏蘊藉,而能力矯靡弱的習氣,其功實不可沒。朱耷的書法,散見于他的畫幅。他學晉唐而有別趣。結體簡樸,線長單純,雖說變化較少,而意境猶如其畫,卻異常清新可嘉。
清代的書法,尤其是行書,由于趙董影響頗深,大都重視帖學,形成了“臺閣體”,人們稱為帖學時期。楷書如此,行書也不例外。最有名的書家,如劉墉,他初從趙、董入手,后學魏晉,行書草書筆力雄厚,中年以后自成一家,以拙中含姿,淡中入妙著稱。王文治精于帕學,行書學《蘭亭》、《圣教》,以筆法秀逸著稱。梁同書學顏、柳、米,能自成一家,又以精研帖學,與劉墉、王文治并稱為“劉梁王”。張照初學董,繼入顏、米,氣魄雄厚,筆法清利,行書勝于楷書。翁方綱,初學顏,繼學歐柳,臨摹三唐,面目僅存。包世臣說他“只是工匠之精者……不止無一筆是自己而已。”學書雖深卻缺乏創造性,這種品評很為切當。
乾隆以后,由于古代碑志出土日多,金石學大興,書法也隨著改變方向,到了嘉道年間,特稱為碑學時期。乾隆時被人稱為“揚州八怪”的畫家鄭燮、李筩等,不僅是畫家,也是書法家。他們反對館閣體,寫字多參用篆隸結構,表現一種狂怪的姿態。雖然狂怪是缺點,但在學習碑志,革新書風方面,卻起了推動作用。在八怪中,郊燮的成就最突出。他的行書除了有篆隸,還雜有楷書及草書,雖說駁雜不純,而能使之統一,面目一新,為人所重視。清初及中葉以后,畫家兼書法家的還有陳洪綬、查士標、王時敏、揮壽平、伊秉授、陳鴻壽等。他們的行書,大都筆法清秀,遒逸有致,善于配合畫法,增添作品的光彩,也為人所喜愛。在清代末年,何紹基的書法以顏為基礎,而又兼臨諸碑,能夠吸取眾長,自成一體,在當時及后代有一定的影響。其他書家如鄧石如精于篆隸,也擅長行草書,他寫的“海為龍世界,云是鶴家鄉”一類聯語及屏條等,氣魄雄偉,富于新意,為人所喜愛。康有為的行書雖說不如他在《藝舟雙楫》所唱的調高,但也有一些長處,表現了他的特色。
草書的“草”字,有草創、草稿的意思。有聯綿形式的叫連綿草。奔放自在的叫破體或破草。這種字體又分“章草”和“今草”二種。
章草相傳是漢元帝劉奭時黃門令創制的。現在流傳的有他的《急就章》,因取其“章”字,叫做“章草”。另一說是后漢章帝劉炟喜歡杜度的草書,叫他上奏公事也用草書,所以叫做章草。關于章草的創制時代,除上述二說處,還有秦代說和魏代說,不過一般人大都認為草書起于秦末漢初。章草是在隸體的基礎上加以改進,使其更為簡便實用。它的出現,和社會生產力的提高,經濟文化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。它的用筆因襲隸書,特別是捺畫的末尾,全屬隸法。但它在字的筆畫里,已開創了“今草”的聯綿筆勢。筆畫連帶處,往往圓如轉圈,即所謂“筆有方圓,法兼使轉”的運筆方法。寫章草要筆畫平直,含有隸意,不像今草的歪斜取勢,而素帶使轉又和今草有共同之處。因為它介于這兩種字體之間,對于學習隸書和草書都有幫助,所以它作為文字工具的實用價值,雖說已消失,而作為一種書法藝術,仍有保留的必要。關于章草的演變,可參見卓君庸著的《章草考》。
漢代書法家張芝,善寫章草,他也是今草的創始者,對后來草書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。傳世的有章草《秋涼平善帖》。史游與吳國的皇象也善于章草,皆寫了《急就章》,皇象還有《頑暗表》、《文武帖》等。晉代索靖寫有《月儀帖》、《出師頒》,對后來的草書也都有相當的影響。所以宋代姜夔在《續書譜》里說:“大凡草書,先取法張芝、皇象、索靖等章法,則結體平正,下筆有源。”元代趙孟頫的行草書,就曾取法章草,他臨過皇象的《急就章》。由于他的提倡,使這種即將滅絕的書體又在元明之間得到盛行。當時名家鄧文原、文從義、俞和等,就是在趙的影響下出現的。明代的初年宋克寫的《急就篇》和《張懷瓘論用筆十法》等,也是受趙的影響,但筆勢較挺拔有力,不像趙書流于妍媚軟弱。
今草是由章草演變來的。后漢時,張芝法崔瑗、杜度,變章草為今草,有“出蘭”之譽。他的草書,體勢聯綿,筆意奔放,人們稱為“一筆書”。意思是聯綿不斷,一筆寫成。這就是張懷瓘《書斷》所說的“拔毛連茹,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終,而為下字之始”的寫法。因此,寫起來比章草更趨簡便迅速,所以他說:“章草之書,字字區別。張芝變為今草,加其流速”。張芝的草書在《閣帖》里有五帖,除第五帖《秋涼平善》是章草,其余四帖都是今草,只是上下貫串,氣脈通聯,并非整篇聯綿不斷。魏韋誕稱張為“草圣”;晉王羲之對漢魏書,僅推張和鐘繇,認為其余不足觀;而王的草書也受張的影響。
晉代草書家索靖,是張芝姐姐的孫子,他傳張芝的草法,并學韋誕,筆勢勁健,很為人所推重,王羲之博采眾長,兼精諸體,得力于張芝、鐘繇,而能增減古法,改變漢魏樸質的書風,遒媚勁健,而千變萬化,純出自然。由于他在書法藝術上具有繼往開來的卓越成就,其書跡為歷代所寶重,影響之大,在書法家中,很少有人和他相比,故有“書圣”之稱。他的草書刻本很多,以《十七帖》為著名。《喪亂帖》早在唐德宗時就流入日本。另外還有《奉帖》、《孔侍中》帖。王獻之是王羲之的第七子,他的書法起初學他父親,后學張芝,改變字體,別創新法,俊邁有生氣。當時稱他的草書為“破體”(即行書的變體)。南朝各代及唐宋以來的書家,大都受他的影響。他的墨跡有《鴨頭九帖》和《中秋帖》。《中秋帖》在清代與羲之的《快雪時晴》、王珣的《伯遠帖》合稱“三希”。
隋代草書家,以智永為最著名。他是王羲之的七代孫,書學繼承祖法,功力很深,以精熟守法見稱。虞世南得到他的傳授,對初唐影響很大。傳世的《真草千字文》,有墨跡及刻本,可供參看。
唐代書家,以楷書為主,也多能草書。這時的草書,大多是今草,偶爾寫章草的,只是對古體的摹擬,沒有什么發展。虞世南既然親受智永的傳授,又深得王羲之的規模,所以用筆圓融凝重,外柔內剛,因而自成一家。褚遂良學他,又取法羲之,草書婉暢多姿,顏真卿也很受他的影響,這由他的《爭坐位》、《祭侄文槁》等帖可以看出。
武則天的《升仙太子碑》,體勢和章草相近,字字獨立不相連屬,用筆則出自二王。如果說唐太宗李世民的《晉詞銘》是第一次用行書入碑的,那么此碑則是第一次用今草入碑的。
孫過庭的草書,也是字字區分,不作聯綿體勢。他的筆法濃潤圓熟近智永,更像二王。所以米芾評他的《書譜》說:“唐草書得二王法,無出其右。”但他精于章草,善于變勢,曾說:“雖學宗一家,而變成多體。”這是他能自成一家的主要原因,孫過庭的《書譜》,論理既很精辟,書法也稱工妙,不僅教人以法,尤能示人以范。
張旭精通楷法,尤以草書著名。他既吸取了孫過庭的優點,又得力于后漢的張芝,所寫的草書,聯綿回繞,變化多樣,流暢清勁,自創新路。他往往酒醉后狂走,然后下筆,時人稱他為“張顛”。張的草書與李白的詩歌、裴衣的劍舞號為“三絕”。顏真卿向他請教筆法后由學褚的婉暢多姿變為雄偉剛健;但顏以楷法作草,往往行楷相雜,未能統一。而真正繼承和發展了張旭的草書寫法則為懷素。評書家說懷素“飲酒后,興到運筆,如驟雨旋風,飛動圓轉隨手變化,而不失其度”,并稱他的書法為狂草。這一字體,在草書中最為放縱,起源于張芝,開派于張旭,得名于懷素。因為他繼承了張旭而有所發展,稱“以狂繼顛”。傳世的書法有《自敘》、《苦筍》等帖,對后世影響很大,評價也高。
唐代以后,宋元明諸書家,多善行書,草書則非所長,即使偶然有作草書的,也大都是在草書里兼有行楷,駁雜不純。這種現象在宋四大家及元明清的趙、董、文、祝、吳寬等人的作品中都不能免。這時書家的作品可以稱得起草書的,如黃庭堅的《諸上座帖》,雖說個別字不免小失,而筆勢雄放瑰奇,飄縱雋逸,卻能自成一格。明代王鐸有些條幅,雖說筆勢尚欠雄健,而字字聯綿、圓轉自如,一氣呵成,也能自成一家。其他如明清之際的博山,他的行草筆力雄奇宕逸,有人說他“可配王鐸,且欲過之”。有人說他“宕逸渾脫,可與石齋(王鐸)、覺斯(黃道周)伯仲”。《桐蔭論畫》評道周草書“筆意離奇超妙,深得二王神髓,”也自有他的可取之處。本來草書與行書時常混為一體,并不十分嚴格。在運筆方面,有的體勢圓融,而筆力不足,如趙孟騄與董其昌;有的筆力勁健,而較為粗獷,如祝以明;有的功力很深,而結體偏狹,如吳寬;有的緊密遒媚,而變化較少,如文征明與王寵;有的甚至流入庸俗,如包世臣與翁方綱等。此外,明代早、中期,狂縱的草書體甚為流行、晚明又有一種參以古草的古今合體寫法的草字。前者知名的有張弼、張駿和祝允明等,后者有黃道周、倪云璐等人。
清代草書從總體上看,無多大變化,更談不上新的發展。清末沈曾植用方側筆寫古今合體的草書,略有一些新的風格,但還沒有完全脫離黃、倪的法規。
關于草書的論著,可參看明代韓道亨的《草訣百韻歌》、清代石梁的《草字匯》。工具書《中國書法大字典》,所收歷代名書家字跡,各體全備。草書變化較多,取材廣泛,按部首檢查,作比較研究,非常方便,尤宜參閱。

關閉窗口

 
公司熱線:010-65183090 65184660 郵箱:[email protected] 公司地址:北京市長安街恒基中心辦公樓二座4樓401室(長安街與北京火車站交口處 地鐵一號線建國門站下車)點擊進入>>>>>>


fg美人捕鱼技巧
永利平台好博信誉 北京pk10基本走势图 新彩吧福彩3d字谜 pk10最牛稳赚2码计划 天津时时开奖结果 重庆时时开奖直播现场 双色球复式投注走势图 重庆时时历史开奖记录一比分 摩卡集团 重庆时时彩开奖APP 百度北京赛pk10直播 5藏宝阁 动物狂欢压分必赢方法 大發娱乐 重庆时时采彩开奖记录 江西新时时中奖秘籍